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禁毒法》彻底改变了强制戒毒原来的格局，过去的公安强戒和劳教强戒被统一为强制隔离戒毒。
[7]前注[1]，［奥］凯尔森书，第 176 页。[12]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制定法律和做出决定时，必然涉及到宪法问题，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必须遵守宪法，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事实上存在对宪法的理解与适用的问题。
在宪法法院体制下，由于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没有适用宪法和解释宪法的权力，因此宪法规定其它国家机关具有违宪审查和解释宪法的提请权。联邦德国基本法第 93 条规定，联邦政府、各邦政府以及联邦议会议员有权提请宪法法院裁决法律以及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基本法; 第101条规定，普通法院如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其所适用的法律违反基本法，而该法律的效力与案件的审理有直接关系，应当提请宪法法院审理此案件。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为法规和规章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有权撤销或者要求制定法规的机构予以纠正。在制度设置上，由于政治机关不是司法机关，只是在行使政治权力需要承担宪法责任时才有必要行使合宪性审查的请求权。1995 年亚美尼亚共和国宪法第 101 条规定，总统、政府、议会、议员、地方自治机关有权提请宪法法院对法律、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宪进行裁决; 法院和总检察长在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对涉及到具体案件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如发现存在合宪性问题，也有权提请宪法法院做出裁决。
但在实践中，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发生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将适用的法律和法规与宪法不一致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情况，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立法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提请解释权仍然属于字面意义上的审查和解释权，而非实质意义上的附带规范性审查权。立法法第 90 条的规定虽然存在缺陷，但仍然明确了最高人民法院提请权。[7]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1991，S.308f. [8]Helmut Coing, Grundzüge der Rechtsphilosophie,5. Aufl,1993，S.243. [9]参见（德）乌尔弗里德·诺伊曼：法律教义学在德国法文化中的意义，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15。
自始至终，宪法法院不会替代立法机关去规定法律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宪法裁判只对政治活动超越宪法秩序的边界进行约束。笔者对于前述的政治语词也并非有现成的解释方案。尽管这一维护君主权力的主张在政治上获得了胜利，但显然与宪法第99条相抵触而遭到批评。[18]在此意义上，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法学的子学科。
②宪法学的教义化是否会取消政治。如果我们以一种教义学的思维对这些政治话语作去意识形态化的解释，这些话语完全有可能被确定规范内涵而转化为法律概念。
而公法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公共利益的界定则是在药店判决中由宪法法院给出了最初的类型化方案。为了克服这种颠覆法治的危险，博肯福德给出了被奉为经典的解决方案。中国宪法学应该确立此种法教义学的基本进路。这种框架（Schemata）思维乃是法教义学的重要体现，也是法学教学要反复对学生进行训练的。
按照普鲁士1850年宪法第62条的规定，国王和联邦议会共同享有制定法律的权力，而按照第99条，关于收入和支出的预算必须每年以法律的方式规定。[1]研究进路的反复与不同学说之间的争论，是学术史的常态。为完成这一任务，舍逻辑之外别无他法。这些因素经常只是被用来掩盖其无力进行建构性工作。
与此相对应，法哲学所关注的则是应然法，也就是法的正当性问题。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并没有司法审查制度或者宪法法院制度，依据《立法法》而规定的宪法监督制度也一直未见有效运作。
[28]Vgl. Paul Laband，Das Staat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es, BD. I，S. IX （Vorwort zur 2.Aufl.） [29]See Peter C. Caldwell, Popul?r Sovereignty and the Crisis of German Constitutional Law： The Theory Practice of Weimar Constitution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5—16. [30]Walter Pauly，Der Methodenwandel des deutschen Sp?tkonstitutionalismus, 1993,188ff. [31]例如耶利内克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地位理论，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87及以下。[88] 对于以上的这些争议，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政治立场甚至个人利益轻易地做出判断。
为了避免对一门充满实践理性的技艺之学仅仅作理论性描述，这里尝试介绍宪法教义学的具体样态：通过对宪法教学中训练学生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审查框架的介绍，展示宪法教义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帮助了法律人判断现实的宪法争议。在英国，戴雪的宪法学无疑是一个影响久远的学术主流。因此，虽然其形式上是法律，但实质上只是一个行政法令（Verordnung），其制定权限属于享有行政权的国王，而议会只对此行使同意权而没有否决的权力。尽管迄今为止建立司法性的宪法保障是一个大的趋势，[51]但反对的意见也一直存在。【注释】 [1]对林来梵、韩大元、陈端洪、高全喜等讨论的主要参与者的观点梳理与评析，可参见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亦即既判力并非均得适用于任何情形，例如，以程序上之违法为理由而拒绝发证之处分被判决撤销确定时，以处分为违法之既判力，对因未经正当程序而发生之损害之赔偿请求诉讼，虽有意义，但对因拒绝发证而不能营业所发生之损害赔偿请求诉讼，则未必适切有效。
明确将明显不当作为合理性问题，而非合法性问题处理。相反的，将明显不当作为一个撤销理由对行政行为进行撤销本就意味着将明显不当视为一种违法。
[49]他们从既判力角度予以分析：依据既判力肯定说之理论来处理行政行为撤销或驳回诉讼判决之既判力问题，似系极为简单明了之事，惟如由赔偿责任上之违法与撤销处分上之违法间，有不同之基本前提来看，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在明显不当为合法而不当的情形下，我们得出的法律后果是不予撤销—不予赔偿或者不予撤销—赔偿。
See Michael Supperstone QC James Goudie QC, Judicial Review, Butterworths, 1997, PP.35-40. [19]余凌云：《行政法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反面论述从行为效力和法律责任展开，若将明显不当视为合法而不当将导出自相矛盾的结论。
该说将传统意义上的行政主体直接违背法律文字内容的违法行为，和行政主体在自由裁量权限内背离立法精神、显系缺乏合理性的行为均纳入到违法行为的体系之中。正如上文所述，广义说将瑕疵分为三类，针对不同的类别分别具有不同的法律后果：具有显著轻微瑕疵的行政行为应当予以补正。因此，即便将明显不当视为合法而不当，其在《国家赔偿法》的体系内仍有可能被纳入到违法的范畴中，从而要求国家予以赔偿。而行政赔偿诉讼之违法，目的在于实现已有损害的公平分担、填补损害，并没有直接涉及行政行为的效力，其着重于其实质性。
[51]要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这一难题，将《国家赔偿法》中的违法作扩张解释不失为一个便于操作的对策，虽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矛盾，但相对人权益保护的困局将被打开。然而，本文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却在本案的复议决定书和一审判决书中暴露无遗。
第3类将明显不当等同于行政行为的瑕疵予以描述，指称一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可能包含行政行为证据不足、适法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情形中的一种或多种。[29] （二）案例的分析 学理上将明显不当归于合法性的范畴，这一观点是否被实务界所吸收，亦或只是学术界的孤芳自赏？探究在实践中明显不当被当做合法性审查标准还是合理性审查标准的最好途径当然是寻找一系列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1款第（三）项第5目作出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然后分析该具体行政行为究竟是违法还是不当。
因此，行政赔偿以违法为条件依旧是毋庸置疑的。[46] 由此，若认为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是合法而不当时，有权机关不能对其径行撤销，而只能要求行政机关予以补正。
（4）相关论述较多，仅举两条有代表性的：《行政诉讼法》未将明显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列入可以撤销或者变更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就意味该类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违法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对此类问题不进行审查。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去掉第2款中的违法，原因在于把刑事赔偿纳入到调整范围内来，而不是改变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唯有第5类才是上文学理梳理中所指称的明显不当，它只能存在于行政裁量之中。[53]国内学界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而对违法类型进行更为周延的分类，如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412页以下。
[50] 笔者以为，从法律体系内部解释，理应将《国家赔偿法》的违法与《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的违法作同一解释。当行政行为出现瑕疵影响其效力时，行政行为可能面临被撤销的风险。
具有重大且明显瑕疵的行政行为应当确认无效。因此，从结果导向上分析，将明显不当作为合法而不当的情形也是无法证成的，这将导致法律内部的难以自洽。
以此为起点，从正反两面对明显不当的定位问题展开讨论。据此，有人认为，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的区别在于，滥用职权是从行政行为动机和目的方面分析的，明显不当是从结果上看的。